科學文化是自近代科學復興以來，基于科學實踐而逐漸形成的一種新型文化。

科學文化作為文化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與各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的競爭中勝出，是由科學文化所呈現出的生產力與釋放出的自由與福祉決定的。

這就涉及到文化的比較與演化問題。如何判斷兩種文化孰優孰劣呢？其判據是什么？

在我們看來，兩種文化C1與C2之間，如果C1比C2優秀，主要的判據有兩點：其一，對于整個社會而言，C1比C2呈現出更高的生產力；其二，對于個體而言，如果生活在C1比生活在C2能獲得更多的自由、福祉和尊嚴，那么，滿足這兩個條件，就可以說文化C1比文化C2優秀。

科學在短短的四百年間所創造的奇跡，完全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樣貌。

正如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所指出：從耕犁的發明到學會用馬拖犁，人們花了四千年時間，而從第一架飛機成功上天到人類登上月球只用了65年。

這個現象被經濟學家黛爾德拉·麥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稱作“偉大的事實”。

那些由諸多偉大事實堆積起來的社會，漸漸成為人類文明的高地，自然會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形塑人們的認知，并由此形成一種進步的認知模式與習性，而這些的總合就構成了科學文化。

科學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子集，它的結構與傳統文化的結構是趨同的。

基于這種分析，可以把科學文化的結構分為四層，最外層的是科學的器物文化，然后是科學的制度文化、科學的規范文化與最內層的科學價值觀構成。

科學的器物文化主要是指基于最新科技成果所產出的知識產品，由于其效能，這一部分已經在世界各種文化中得到普遍接受；科學的制度文化是指，為使科學事業健康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建制與制度安排，如各國或集中或分散的科技體制、形式各異的評價機制等；科學的規范文化是指科學事業自身所獨具的精神氣質與規定，按照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的說法，它包含四種精神氣質，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精神以及原創性等，尤其是其普遍主義規范，更是強調了科學的非個人性特征，這也是科學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根源所在；科學的價值觀是指科學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追求真理，這一理念也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

反觀中國傳統文化，其內核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包含儒釋道內容的儒化文化，這種文化在其近2000年的發展中，早已把其生產力功能釋放殆盡。在這種文化模式下，很難產出任何新穎的發現，助推社會文明的進步。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這種文化就其生產功能而言，處于整體邊際產出為負的狀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了一種退化的研究綱領，按照科學哲學家拉卡托司的說法，其硬核、保護帶與啟發法都已經陷入退化階段。

為了激活這種退化的文化綱領，使其從退化狀態轉化為進化狀態，必須對其保護帶進行重建，否則，這種退化的文化綱領非但不能帶領整個族群進入進步狀態，反而有可能出現嚴重的路徑依賴與路徑鎖定現象，進而淪為依靠封閉保守維系其生命的狀態。

到那時，這種退化綱領就成為思想的黑洞，再也沒有任何新思想可以產生，任何個體在這種文化面前都是無能為力的。

在整體麻醉與制度惰性下，個體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的退化，即便意識到也只剩下自卑、疏離與反抗，各種原教旨主義都是這種情況的展現。

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局面，我們必須從外部引入新的要素，打破原有文化的慣性、黏性與僵化的平衡，使其重新煥發活力。

那么如何實現這種目標呢？科學文化的引入就是唯一可采用的低阻力路徑。

按照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的說法，文化的傳遞是通過文化基因的復制實現的。由此引申出一個概念：文化基因池的設想。

在文化基因池里有各種文化基因，這些基因通過復制在后代中傳遞，如果某一基因的獲得者在生存競爭中由于基因的退化而無法在競爭中獲勝，那么，這種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比例就會下降；相反，那些獲得強大生產功能基因的個體將在生存競爭中獲勝，從而增加其基因在基因池中的總量。

通過無數代的更替，基因池中的基因就剩下那些具有優勢生產功能的基因，這個過程在宏觀層面的表現就是進化。這也是一種文化從退化轉化為進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從對傳統基因池的基因要素的更新替換開始，即在傳統文化基因要素中添加科學文化要素，從而通過世代的更迭，讓新的文化基因在生存競爭中獲勝，而傳統文化基因要素則在生存競爭中逐漸衰亡。

由此，在時間的累積作用下，基因池中的基因構成結構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從而實現文化綱領在宏觀層面上的進化。

這種變革在歷史上是有跡可循的，如中國古代的“胡服騎射”、150年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脫亞入歐”論，都是主動引進新要素改變傳統文化基因池構成結構的努力。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努力都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今天之所以要在中國大力引進新的科學文化基因，是因為傳統的文化基因已經喪失活力，無力支撐整個社會發展的需要。

換言之，當下單純依靠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無力支撐整個社會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需要。

這里面涉及到的因果關系是這樣的：文化基因通過進入整個社會的觀念系統，從而激發社會與個體的活力，最大限度上釋放文化的生產力功能，文化基因是引發變革的直接原因，而改變則是文化基因發揮作用的結果。

因此，要釋放全社會的活力，就需要其文化是有活力的。

工業革命以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科學文化基因的生產力功能，只要看看當今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主流文化，不難發現這種因果關系；反之，改變近代世界的所有重大發現無一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來的，由此可以間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退化的文化綱領。

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交流日益成為一種“民族—國家”框架下的捍衛文化自信的緊迫任務。

如果一種文化由于其獨特性而無法與世界進行普遍性的交往，那么這種文化很可能淪為不可通約性陷阱下的犧牲品，從而被排除在文化共同體之外，這是很糟糕的局面。

為了徹底改變溝通瓶頸問題，我們需要引入全世界都認可的科學文化，這樣就可以極大改善我們與世界溝通不暢的局面。

假以時日，中國傳統文化就演變為科學文化居主導地位的新文化模式，這種新文化綱領既可以激發群體活力，又被世界所共同接受，從而在文化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任何文化的自信都是建基于其效率與公眾認可的基礎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用科學文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恰逢其時，而且任重道遠。